本轮巴以冲突已致加沙超3.37万人死亡

[⑩] 黄玉顺：《注生我经：论文本的理解与解释的生活渊源——孟子论世知人思想阐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3期。

蒋庆认为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民意主要是由人狭隘自私的物质欲望和世俗利益构成，缺乏神圣价值和历史文化维度的制衡，导致了民主政治的极端世俗化、平庸化、人欲化与平面化。[34]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个人自治在重要性上可以与儒家价值展开竞争，可以被儒家价值所超越，从而确保儒家思想的圆善主义性质。

然而，儒家所允许的这种道德自治是有限的，它仅仅是在儒家道德范围内的自治，一旦超出此范围，儒家思想便不接纳道德自治。[6]他认为天道所代表的神圣价值只有儒家才能把握，这就将儒家价值定于一尊，而将其它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视为次要价值。[27]      同上，第41页。白彤东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缺陷，需要由儒家的贤能政治来弥补。在白彤东看来，普选制度的问题在于人的品德和能力有高下之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参与政治事务的足够的道德水准和能力水平。

[21]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47-8. 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第156页。[22]一旦政治的正义观念对各种多元价值信念不再具有工具价值，它便会被抛弃。（孙金峰，香港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注释： [1]  蒋庆：《再论政治儒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脚注。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蒋庆，后者以白彤东、陈祖为等为代表。所以，从陈祖为所举的关于孝的例子可以看出，他所允许的个人自治只是不违背儒家基本思想的个人自治，在此意义上，陈祖为所引入儒家思想中的个人自治实际上只是道德自治。[7]面对现代社会中，不同人群和个人的合理的价值选择，将儒家价值视为绝对价值是无法成立的。三、儒家思想与个人自由 白彤东的孔氏中国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接纳是出于工具性原因，并不能真正接纳个人自由与权利，没有解决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合理多元价值相融合的问题。

[14]鉴于此，白彤东对以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为特征的自由民主制度提出质疑，认为需要对民众参与政治的资格进行限制，并按照儒家贤能政治的精神，阐述了以有限民主为特征的孔氏中国的制度构想。在如何使这两者相融合方面，白彤东对罗尔斯所采取的策略产生了误解。

当政治精英认为个人权利与自由不再具有工具性价值，不再能够发挥纠错作用时，个人权利与自由在孔氏中国的贤能政治中便很有可能被侵害，尤其是当合理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内容是与儒家思想相背离时。[30]      同上，第288页。‘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所以，陈祖为的努力也没有解决儒家宪政如何与现代社会合理的多元价值相融合的问题。

[2]  蒋庆认为汉代的公羊学已经规定了合乎道德的历史演进过程，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认为太平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陈祖为认为为了使儒家思想包含个人自治的观念，不应当把后者作为绝对的价值，而应当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把它当作众多价值中的一种。二、白彤东孔氏中国的可行性 论述儒家宪政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儒家宪政应该与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这一基本事实相融合，但在如何做到这一点方面，学者们不但观点各异，而且能够做出系统性论证的寥寥无几一旦超出儒家道德的范围，作为一种温和圆善主义的儒家思想是否能够接纳个人自治？陈祖为的回答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一旦允许与儒家思想不同的道德选择，宪政的儒家色彩就无从体现，如果不同于儒家思想的道德追求也是可以被接纳的，儒家宪政就会沦为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版本。

他将自由民主制的核心观念归结为以政治平等理念为基础、具体体现为一人一票制的普选制度[10]。重叠共识是各种多元价值信念都共同认可的部分，罗尔斯希望通过形成重叠共识，政治的正义观念可以为各种多元价值信念所认可。

[2]  蒋庆认为汉代的公羊学已经规定了合乎道德的历史演进过程，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认为太平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可见，在把儒家思想运用于政治重建的过程中，为了使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合理的个人自由与权利相融合，陈祖为面临着一个困境。

蒋庆认为虽然世间存在多元价值，但各种价值之间绝不是没有高低主次之分的，而是存在着绝对的价值，价值之间是有高低主次之分的。陈祖为比白彤东更进一步，他试图将个人自治的观念引入儒家思想，以期在儒家宪政的框架内为个人追求合理的多元价值的自由开拓空间。[7]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4, p. 36 etc. [8]  白彤东：《心性儒学还是政治儒学？新邦旧命还是旧邦新命？—关于儒学复兴的几点思考》，《开放时代》2010第11期，第20页。[34]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个人自治在重要性上可以与儒家价值展开竞争，可以被儒家价值所超越，从而确保儒家思想的圆善主义性质。要各种合理的价值信念认可政治的正义观念，其实就是要求能够从这些多元价值信念中导出政治的正义观念。当政治精英认为个人权利与自由不再具有工具性价值，不再能够发挥纠错作用时，个人权利与自由在孔氏中国的贤能政治中便很有可能被侵害，尤其是当合理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内容是与儒家思想相背离时。

所以，陈祖为的努力也没有解决儒家宪政如何与现代社会合理的多元价值相融合的问题。[33]      同上，第301页。

[28]陈祖为认为儒家思想包含前两个因素。他们都对儒家宪政应当如何与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相融合进行了理论建构，但其论证角度却相当不同。

[11]第二是在智能水平上，个人对政治事务要有足够的知情，否则无法做出良好的政治选择和判断。在关于当代中国应该建立何种宪政体制的学术论争中，儒家宪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儒家贤能政治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融合方面，白彤东就认为儒家贤能政治可以在不背离本身的基本观念的情况下，对个人权利和自由进行一番与当今通行解释不同的解释，[20]这种解释的结果就是儒家贤能政治可以基于工具性理由接纳个人自由与权利。白彤东的目的是用儒家思想来解决现代社会的政治难题，因而他必须考虑到现代社会存在着合理的多元价值这一基本事实，从而必须使孔氏中国的制度设计与这一基本事实相融合。人们依照这些根据来肯认相同的政治观念，这一事实并不使他们的肯认减少任何宗教的、哲学的或道德的色彩，因为他们所真诚坚持的根据决定着他们肯认的性质。[25]他认为把儒学作为一种温和圆善主义就是要在社会理性讨论之后，采纳儒家思想中的一些个别的、合理的、可欲的价值和原则作为制度、法律、政策的〔部分〕基础，[26]从而为不信奉儒家的人实践自己的信仰生活提供空间。

然而，孔氏中国并不能够实质性地容纳个人权利和自由。又见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8-51。

为了论证作为一种温和圆善主义的儒家思想可以接纳个人自由和合理的多元价值，陈祖为进行了两方面的努力。这一点可以从罗尔斯对重叠共识的论述中看出。

儒家思想中作为最高道德规范的仁因每个人所处情境的不同，其具体的道德要求也有所不同。白彤东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缺陷，需要由儒家的贤能政治来弥补。

[21] 可见，不同的多元价值信念之所以能够认可政治的正义观念不是由于工具性原因，而是因为政治的正义观念能够与它们的形而上学基础相融合，也就是说，政治的正义观念能够从它们的形而上学基础中导出。[10]      白彤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他引用《论语》中孔子关于不可盲目遵从礼的论述和关于权、毋固、时等概念的论证，以及孟子、荀子主张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具体的道德决定的论述来证明这一点。这就是罗尔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合理的多元主义（reasonable pluralism）。

他的努力体现了儒家宪政与合理的多元价值相融合的限度，而他所面临的困境则表明要解决儒家宪政与当代社会合理的多元价值相融合的问题是多么地困难。[12]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Cambridge, M.A.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39-40. 参见白彤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第50页。

[17]通过这两条限定，白彤东期望以儒家精英制为主，以有限民主为辅的孔氏中国能够与现代社会的合理多元价值相融合，为个人自由和权利提供足够的空间。[15]      同上，第58页。

道德自治一般包含四种因素，一是对道德的自愿的遵从（the voluntary endorsement of morality），二是对道德生活的反思（a reflective engagement in moral life），三是道德作为自我立法（morality as self-legislation），四是道德作为个人意志的激进的自由表达（morality as the radical free expression of the individuals will）。（孙金峰，香港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注释： [1]  蒋庆：《再论政治儒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脚注。